本文摘要：
清朝也有一套年度考评下层官员的制度，但考语可不是一味的政治上坚定，有驾驭全局能力⋯⋯之类的话，相反，不少写得恶狠狠的。许多官员都获得过恶评顺治十六年对安徽歙县县丞金起元的评语是：六十二岁，朽迈不堪任事。乾隆二年考核浙江严州府履历国鹏的结论是：躁妄轻浮，嗜酒狂悖。 乾隆十三年对福建省汀州府归化县知县王道又获如此考语：才识钝拙，不谙吏治，难司民牧。这一年对直隶邢台县巡检王紫垣的评价更是一针见血：不守官箴，时与村民往来，笑谈狎玩，全无体统。
清朝也有一套年度考评下层官员的制度，但"考语"可不是一味的"政治上坚定，有驾驭全局能力⋯⋯"之类的话，相反，不少写得"恶狠狠的"。许多官员都获得过"恶评"顺治十六年对安徽歙县县丞金起元的评语是："六十二岁，朽迈不堪任事。"乾隆二年考核浙江严州府履历国鹏的结论是："躁妄轻浮，嗜酒狂悖。
"乾隆十三年对福建省汀州府归化县知县王道又获如此"考语"："才识钝拙，不谙吏治，难司民牧。"这一年对直隶邢台县巡检王紫垣的评价更是一针见血："不守官箴，时与村民往来，笑谈狎玩，全无体统。"考评包罗"生活小节"怎样看待这些"考语"呢?皇权专制下的政界，向来不乏龌龊不堪之事。贪赃枉法、相互倾轧司空见惯。
诸多受到"恶评"的官员，有否因未给"考评组"纳贡而遭到抨击、从而把一个好同志抹黑了呢?我以为这种情况不能清除。可是，考评制度的初衷却不应怀疑。
同时，我以为"抹黑"还不会组成考评的主流。清王朝正处于上升时期，一定要从严治吏。因此，这些"恶狠狠"的考评还是应该赞扬的。
他们不仅考察官员是否"政治上正确"、紧跟大清天子，而且还包罗人的天性，连"嗜酒"这样的"生活小节"也被提了出来，"躁妄轻浮"、"迂拘、软弱"一类的"性格特点"也不放过。如此注重"细节"，如果某太守养了几个情妇，某知县动用数千万两银子到境外豪赌，某州官经常痛饮至酩酊烂醉陶醉还公然吸毒，诸如此类的"小节"，窃以为断不会发现不了。这样不怕冒犯人的考评，才是真正对朝廷卖力。试想，若让一个"躁妄暴戾"或"性本迂拘"的人恒久执政一方，皇家的执政力和公信力一定直线下降，势须要催生出一批批"刁民"和"群体性事件"。
这样的考评也是真正地对官员卖力。官员最怕谁?是上司。当其邪恶初露或欲泛滥时，由其"最怕的人"对其猛敲警钟"恶狠狠"一番，至少可以停止其堕落速度。
否则，若是待"情妇团队"造反或被小偷"揭破"了出来，而此时的官员往往已经烂透了。丑闻天下皆知，甚至不得不杀头，这才是对官员的极不卖力。
到晚清恶评已经不起作用这样的考评一直坚持到晚清。光绪十八年，河南有些官员又"享受"到了类似的评语：新察县教谕曾之綮："柔懦重复，不堪司铎。"夏邑县县丞周镇西："服务任性，不洽舆情。
"一项"从严治官"的制度能连续近三百年，还是不容易的。可是，它在延续中的效果又如何呢?著名学者茅海建在《天朝的瓦解》一书中这样写道："自乾隆朝后期以降，吏治已经大坏。当官的目的，在于发达。
仅凭薪水过活的官员，恐怕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。"贪腐各有门道，文官借征粮征税主持科举去搜刮，武官则靠克扣兵饷、吃空饷和贪赃枉法而自肥。有的军官见上级的门包，也是来自兵饷。
林则徐被免职后曾向人说道，粤营水师年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九，都靠鸦片走私。吏治腐烂如此，岂不是对天朝考评制度的莫大讥笑!无法阻止清朝吏治走向腐烂这样的"讥笑"并不难明白。大清的体制是"主权在朝廷"，官员的任命和监视均来自紫禁城。
考评的铁律是卜"考"下，官"考"官；京城"考"州府，大官"考"小官。作为吏治直接和最终蒙受者的老黎民，对之没有任何置喙的时机和权利，人民只能作为被"牧"的工具而存在。仅这一条，就注定了—— 再"恶狠狠"的"从严治吏"，再绞尽脑汁的新规新律⋯⋯多只能图一时的热闹，或收一时之效。最终都无法阻止整个吏治走向腐烂。
这也算大清对后世的一个"孝敬"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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